把中国彩瓷推向世界，让陶瓷成为早期全球化贸易中最具标识度的“中国符号”
明代五彩瓷的传承与发展，是一个由技术积累、风格演化与制度推动共同作用的过程。从洪武釉上红彩的孤例，到宣德青花五彩的初成，再到成化斗彩的成熟、弘治刻花填彩的精致、正德白地五彩的异域风情，以及嘉靖、万历青花五彩的恢弘鼎盛，五彩瓷在明代完成了从萌芽到高峰的完整周期。
明天启五彩凤穿牡丹纹军持（故宫博物院）
洪武初年，景德镇御器厂的建立，把“御用之瓷”与“匠籍制度”牢固绑定，也第一次为五彩瓷的孕育提供了制度温床。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白釉红彩龙纹盘，是目前仅见的洪武釉上红彩孤例：五爪红龙在灯光透映下两面叠合为一，矾红发色纯正，线条利落，已显露出明代早期对铜红呈色的精准控制。宣德御窑在此基础上，把青花与矾红同绘于一器，青花勾勒、矾红点染，形成“青花五彩”雏形，既保留了青花的幽靓，又增添了釉上彩的鲜活，为成化斗彩奠定了技术与审美的双重基础。
明洪武红彩云龙纹残盘（南京博物馆）
成化一朝，御器厂工匠将宣德“青花五彩”推向极致，创造了“斗彩”这一后世公认的五彩高峰。其工艺路径是：先在生胎上以进口苏麻离青勾线，罩透明釉高温烧成后，再在釉上按青料轮廓填红、黄、绿、姹紫、孔雀绿等低温色料，二次入窑烘花完成。孙瀛洲先生曾以“鲜红艳如血，杏黄闪微红，姹紫无光而浓，孔雀绿浅翠透明”描述其呈色。尤为重要的是，成化釉上五彩确立了“黄上红”技法：先于主纹部位平涂黄彩，再罩矾红渲染，使红色在视觉上更为厚实浓艳；这一发现纠正了《陶说》“黄上红始于嘉靖”的旧说，证明其源头在成化。成化斗彩以典雅、柔和、雅丽著称，胎薄釉润，纹饰疏朗，呈现出一种内敛而隽永的宫廷气息，直接决定了弘治、正德五彩的继承基调。
明成化款斗彩灵云纹杯（故宫博物院）
弘治御窑几乎全盘承袭成化配方，却在装饰手法上另辟蹊径，首创“刻花填彩”。其工序是：先在生胎上刻出云龙、缠枝等纹样，施透明釉时留出刻槽，高温烧成后再于露胎处填以孔雀绿、黄、红等彩，低温二次烘烧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弘治款“五彩云龙纹盘”即为代表：盘心刻划云龙，刀法深峻，罩釉后敷孔雀绿与黄彩，色层微微凸起，呈现浅浮雕效果。刻花填彩的出现，使五彩瓷在“绘”之外又添“刻”的语言，纹样与色层互为表里，标志着釉上五彩技艺的成熟与精致化，也为嘉靖、万历时期的繁复装饰提供了技术储备。
明五彩云龙盘（故宫博物院）
正德一朝，御器厂在延续成化、弘治工艺的同时，确立了“白地五彩”范式：不再以青花勾线，直接在莹润白釉上绘红、黄、翠绿、孔雀绿等彩，色彩对比强烈，视觉冲击鲜明。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大量阿拉伯文与伊斯兰缠枝图案的融入—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“正德红彩波斯文鱼藻纹盘”可作范例：矾红勾勒鱼藻，内填黄、孔雀绿，盘心书波斯诗句，回回纹样与汉地技法交相辉映，折射出正德帝对异域文化的特殊偏好。正德五彩胎质坚致，釉面肥润，制作精良，其题材与装饰的突破为嘉靖、万历五彩的绚丽繁复奠定了审美基础。
明万历款青花五彩鱼藻纹蒜头瓶（故宫博物院）
嘉靖、万历两朝，五彩瓷进入全面鼎盛。御窑以云南“回青”取代枯竭的苏麻离青，青花呈色浓艳泛紫，与釉上矾红、深绿、黄、孔雀蓝、黑彩交织成纹，形成“青花五彩”新制。此时器形硕大，盘碗口径可达五十厘米以上；纹饰繁密，常见满池娇、龙凤穿花、道教吉语，主纹以红、绿、黄三色为主，青花退居蓝彩点缀，一改成化斗彩之典雅，而以浓烈华丽著称，被后世誉为“大明五彩”。民窑亦空前活跃，产量激增，并通过葡萄牙、西班牙商船远销欧洲，对17 世纪荷兰代尔夫特锡釉陶产生直接影响，成为早期全球化贸易中佼佼者。
明嘉靖五彩凤穿花纹梅瓶（故宫博物院）
从工艺层面考察，明代五彩以铜（红、绿）、铁（黄、褐）、钴（青花）、锰（紫）等矿物为着色剂，低温二次烧成；清代《南窑笔记》将其细分为斗彩、填彩、五彩三类——斗彩以青花勾线后填彩，填彩以青花双钩后填色，五彩则为纯釉上彩，不借青花。术语上，“五彩”并非固定五色，而是多彩之意，然“以红为主，无红不成五彩”；又因色彩硬挺、烧成温度高于粉彩，故又称“古彩”“硬彩”。这一技术——语言体系的成熟，为康熙古彩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明万历五彩镂孔云凤纹瓶（故宫博物院）
综观明代近三百年，五彩瓷的传承发展并非线性递进，而是在宫廷制度、技术革新、市场需求与跨文化互动多重力量交织下的螺旋上升，不仅为清代迎来古彩的发展高峰奠定了基石，更是助力把中国彩瓷推向世界，让陶瓷成为早期全球化贸易中最具标识度的“中国符号”。
